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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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紀檢監察簡報第3期

    

紀檢監察簡報

第3期

中船重工紀檢組監察部                 2014年3月21日

編者按:為貫徹落實集團公司紀檢監察工作會議精神,以案釋紀,以案施教,我們選擇近年來國有企業發生的典型案例,匯編刊發。希望各成員單位結合反腐倡廉宣傳月活動,發揮典型案例的教育、警醒作用,督促各級領導人員和重要崗位管理人員進一步增強紀律意識、紅線意識,時刻保持清醒和警惕,防微杜漸,安全發展。

案例選編(一)

濫用職權  瀆職害己

陳某某,男,1954年10月出生,漢族,大學文化,中共黨員,曾任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經查,2007年7至8月間,在未簽訂書面買賣合同也沒有任何擔保的情況下,陳某某擅自決定將8527噸電解鉛出售給A公司,進行抵押融資,投資國際期貨交易。A公司投資期貨巨虧,最終導致公司2345萬美元(折合人民幣1.6億元)應收賬款無法收回。

陳某某作為決策者,超越職權,違規決定、處理其無權決定、處理的事項,造成1.6億元巨大經濟損失,已構成濫用職權行為。陳某某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陳某某濫用職權,造成巨額經濟損失。這起案件反映出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是個別領導人員缺乏責任意識,漠視國有資產安全。陳某某作為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在明知對方沒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情況下,為追求經營業績,抱著僥幸心理,以簽訂買賣合同的方式做期貨貿易,企圖通過投機取巧來換取巨大利益,這實際是在進行一場賭博。正是由于陳某某自擔任領導職務后,沒有嚴格要求自己,沒有進一步加強自身學習,漠視國有資產安全,把法律和紀律拋在腦后,將巨額資金投向高風險的經營活動,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二是濫用職權,無視決策制度。依照公司章程規定,公司重大事項應當通過董事會研究決定。根據公司合同管理辦法的規定,重大合同的可行性論證、商務談判、資信調查、合同簽訂等都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任何個人和業務部門都無權擅自作出決定。然而,陳某某作為公司主要領導,置公司章程和規章制度于不顧,嚴重違反決策程序,擅自決定并直接參與這一具體交易事項,導致案件的發生,造成國有資產損失。

三是公司內部監督機制不完善,對主要經營管理者尤其是對“一把手”的權力約束和監督存在缺失。公司內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尤其是對“一把手”的監督形同虛設,導致陳某某架空制度濫用職權行為沒能得到有效發現和制止。

雖然陳某某為自己的違法違紀行為付出了代價,但是造成的上億元國有資產損失卻再也無法挽回,教訓極其深刻。為避免此類問題的再次發生,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一是要加強對公司主要經營管理者的法紀教育,強化責任意識。切實提高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的依法經營的自覺性,增強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規范職業操守,正確履行職責。二是要注意加強公司內控制度建設,規范決策程序。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辦事,特別是涉及企業生產經營的“三重一大”事項,必須遵循集體決策制度,決不允許個人專斷,要充分發揮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的職能,把監督管理真正落到實處。三要進一步規范權力運行,加強權力監督。將公司人、財、物、事四項重要權力科學合理地分解到相關領導、承辦機構和人員,讓權力運行過程明晰。加強監督檢查和責任追究,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使領導人員在行使權力的“位子”上,對來自各方的監督有所“畏懼”。四要強化企業經營的風險意識。收益與風險共存,不能為片面追求利潤和所謂“業績增長”,脫離企業主營業務違規進行高風險投資業務。

私欲膨脹  自毀前程

柳某,男,1962年4月出生,中共黨員,某公司(原為國有公司,2009年10月改制為國有控股公司)原總經理。

經查,2008年6月,柳某利用擔任公司總經理的職務便利,在單位建設生產車間選擇工程承包商時,授意相關人員在招標文件中設置限定條件,將工程發包給指定工程承包商。柳某先后收受該工程承包商35萬元人民幣。2010年7月柳某利用決定公司采購權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供應商賄賂27萬元人民幣。2010年至2012年間,柳某利用決定公司招聘人員、為他人提供就業機會的職務便利,伙同其妻戴某某共同收受他人財物25.38萬元。

經法院判決,柳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20萬元;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30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50萬元。

這是一起典型的企業領導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單獨或伙同妻子收受賄賂的犯罪。本案中不乏索賄情節,涉及工程建設、禮品采購、設備采購、人事管理等多項業務。認真分析柳某發案原因,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

一是領導人員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發生變化。柳某在擔任企業領導人員的初期,一心撲在工作上,為企業發展做出了較大貢獻。然而,有了成績以后,他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把職責范圍內應該辦的事情當作獲取“額外報酬”的籌碼,逢辦事必收禮,甚至還主動伸手索要。為承攬該公司的生產車間工程,某工程承包商通過熟人聯系上柳某,在柳某辦公室送上5萬元見面禮,并表示會按一定比例給予回扣。工程招標后,柳某主動打電話給工程承包人暗示要兌現回扣。后來,柳某嫌回扣比例太低,又以自己在上海買房資金不足為由,向該公司負責人索要10萬元。

二是公司制度缺失,管理粗放。柳某走上犯罪道路,除了其自身蛻化變質的內在因素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內部制度缺失、外部監督乏力。在上級要求建立健全“三重一大”決策制度時,柳某作為公司“一把手”,故意拖延建立相關制度。正如柳某自己供述:“如果制度健全了,程序明確了,就不能自己說了算。只有制度不完善、規定不明確,自己才好辦事。”“即使開會討論,也是走走過場,只要自己定了調子,別的副職都是隨聲附和”。由此可見,內部制度缺失、外部監督乏力,使得柳某手中權力惡性膨脹,任意插手物資采購、工程發包等活動,對很多項目甚至直接干預,擅自決策,最終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遠。

上述案例告誡我們,身為企業領導人員,要著力保持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要不斷加強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堅定理想信念,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實實做事。不論地位多高、權力多大,都要嚴格遵守和維護“三重一大”決策制度,自覺接受組織和群眾的監督,只有警鐘長鳴,才能警笛不響。企業要注重加強權力的監督制約,健全管理制度。各級黨組織也要進一步探索和加強黨內監督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權力運行的監督約束機制,保證領導人員正確運用手中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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